这篇小说在我心中占据很重要的位置。

作为六〇后，我一直想写这样一篇小说，为自己，为自己所生逢的时代。我深知这样剖白会被一些人屏蔽，但天命之年后，我知道我为什么会成为我。《金刚经》中有语：“所谓佛法，既非佛法，是名佛法”，其实于个人而言也是如此，我是王秀云，但又不是，所以我是。

六〇后最小的都已经五十五岁了，在中国大部分地区的企事业单位都普遍退休或者退居二线，我也一样，即将退出我一直想有所作为却一直没能如愿的职业生涯。几十年风风火火，起起落落，时光转瞬即逝，我似乎一直做着我想做的事，又似乎一事无成，虚耗了半生光阴。

可以说，像我这样的六〇后是被完整塑造的一个群体。一直到二十岁才读到课本之外的书，祖祖辈辈躬耕陇亩的家人给予我的三观就是守本分、爱国家，加上十几年的学校教育，家国思想几乎深入骨髓。惜我志大谋小，注定像背负超重的鸟，飞不到我想要的高度，然而，这就是我的人生。

像我这样的六〇后不是少数，命运和时代强力把信仰种植在我们精神营养尚不均衡的内心，我们的青春都给予了让种子发芽、成长的理想，却又在之后的现实中承受步履维艰的人生攀缘。时至今日，大时代潮流涌动，而我们即将退居边缘，瞭望和回眸都如此苍凉。

好吧，那就拿起笔，为即将在职业舞台谢幕的六〇后做一个标记。

该如何架构这篇小说，曾让我踌躇很久，一直到我第一次自己驾车从北京回老家，一路导航，精准的导航用语像是为这部小说量身定做一样，引领我走进那些人物和故事。

一九九九年我还在河北省沧州市委政策研究室工作，因为长江特大洪水，很多人都感叹人生无常，一度沉寂的诺查丹玛斯的预言又被提起，大家人心惶惶，我也偶尔考虑零存整取攒下的六千二百块钱是痛痛快快花掉好，还是继续省吃俭用。如果真到世界末日了，我觉得自己挺亏的。我是农民的后代，三十年人生似乎什么都没开始，又似乎都是为别人活，我还没买过超过一百块钱的衣服，没有过在二十年后被称为“诗与远方”的旅行。领导们好像根本不在乎末日传说，民营经济要发展，教育问题不容忽视，招商引资、优化发展环境……我几乎天天加班写材料，男同事们自称“喝白水，尿黄尿，省老婆，费灯泡”。女干部个中滋味也是一言难尽。就是在那段时间，报纸上一连很多天都在刊登方云普下乡扶贫的消息。用现在的话说，方云普上了热搜。

我跟方云普也算熟悉，他是电视台记者，号称“无冕之王”，开会时经常看见他器宇轩昂地扛着摄像机，不用介绍，那摄像头对着哪位的时间长，哪位就是会场上的主要领导。后来偶然见到他，我其实只是客气地说“想学习一下你的扶贫日记”。他竟然当真了，说回去看看有没有隐私。我以为这是推辞，也没往心里去。我对扶贫工作多少有些了解，这些年扶贫的典型经验就是修路、打井、种植蔬菜，或者开办农家乐，听说有的也就是走个过场。作为从农村考出来的所谓“小公务员”，总觉得仅有这些不足以让我放下手头工作为此著书立说，所以有一天方云普打电话让我去拿日记，我有些尴尬，但还是约好地方把日记取回来翻了翻。那时候是真忙，顾不上细看，顺手放到了办公室的书橱中。自此我好像欠了一笔账一样，经常会想起这件事。我后来工作单位几经调整，笔记本找不到了。一直到二〇二〇年，我整理自己工作日志时，方云普的日记赫然出现，我就知道，关于方云普的小说到该写的时候了。我与方云普日记的重逢，是宿命，更是责任。需要特别提到的是，日记果然撕掉了几页，说明方云普果然也是有隐私的。

我很想写出他撕掉的那一部分。

当然，为了写这个题材，我除了阅读方云普日记外，还做了大量功课，采访了郭洪亮、田雪峰、张巍婷、潘小白等多位扶贫干部，并阅读了几位扶贫干部的工作日志。类似主题的小说、报告文学和影视剧我也看了很多。套用一句俗语——幸福的村庄是一样的，不幸的村庄各有各的不幸。这些作品大部分人物各异，地域各异，但创作思路基本是一样的：乡村贫困，扶贫干部不被理解，扶贫政策难以顺利落实，大家克服各种困难带领群众挖掘当地资源，最终村庄走上发家致富道路，这也是脱贫攻坚的成功之路。我问自己：我还需要再写一部这样的作品吗？

需要，但我应该再写一部别的。这是这部小说的由来。

需要强调的是，我所写的这部小说所有故事和人物都来自生活，但又像鲁迅在谈创作经验时指出的：人物模特没有专门用过一个人，往往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所以这部小说是写实，更是虚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