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马伯庸的历史小说《长安的荔枝》，时间仿佛化身为凶猛的猎豹，在字里行间不容喘息地奔逐与追捕。读者也从这速度与悲情、圣心和民意中，体察王朝崩塌的前兆和必然。

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人们从诗句中读出了愤怒和嘲讽，而王和他的贵妃沉醉在华清池的缱绻温柔中，对朝堂内外四伏的危机浑然不觉闭目塞听。

为庆贺佳人芳诞，王大手一挥，醉眼迷离地下达了一项几乎无法完成的指令。在王看来，这个指令如同从庭院里的树上摘下几颗鲜果一般容易。庙堂之上无人异议，附和的声浪此起彼伏！

然而，此间的难度堪比登天，且耗费巨大。“荔枝转运路四千六百里，所涉水陆驿站总计一百五十三处，每驿月均用度四十贯，半年计有三万六千七百二十贯，每站附户按四十计，一共六千一百二十户，丁口约万人，此次两坛鲜荔枝的运转费用总计三万一千零二十贯。”作者借主人公李善德之口，算了一笔账，这还不包括运送途中各级官僚的层层加码，以及毁掉的生长了近二十年的三百余亩上好的荔枝林，更不必提运输途中的鲜荔枝99%也腐烂在了路途中，实在是暴殄天物。

上林署的同僚们以欺诈的手段，把这一“烫手的山竽”硬塞给了小吏李善德。在没有飞机和高铁的唐代，从四千多里的岭南，向长安城运回仅有三天保鲜期的荔枝，谁接了这个任务，基本等于领了杀头的死罪。万念俱灰之际，他决意亲赴岭南，放手一搏——“纵是一死，也要死得明白”。

经过一月之久的奔波，李善德来到岭南。他绞尽脑汁谋算，鲜荔枝转运的极限在哪里？当他严肃认真地思考这个问题时，才发现它复杂得骇人听闻。

纸上得到终觉浅。这其中充满着工程学的谋划、试验、计算和比较，等待着李善德去一步步解开其中的奥秘。各色人等也纷墨登场，或算计利用或真诚攘助，背后的阴谋诡计和古道热肠，让读者和李善德一起察观人性之复杂。

命运数次跌至谷底，最终李善德凭着顽强的拼劲和狠劲，几近守得云开雾散，却又因不懂官场潜规则，两次在无知无觉状态下几乎断送小命。而两次险境都被一个叫“冯元一”的人四两拨千斤地化解，此人正是权倾朝野的大太监高力士。高公公两次出手，皆为阻止他人贪功，这里的“他人”分别是当红太监鱼朝恩和卫国公杨国忠。

险象环生，命运的恶虎张网以待。鬼使神差间，李善德在杨国忠手持银牌的“保驾护航”下，终于把两坛鲜荔枝运回长安。本可以等着加官领赏，但良知未泯的他被这耗费巨大却毫无意义的虚无感击倒，决定冒死也要将淤积心中的块垒一吐为快。于是，就有了他与杨国忠的那番关于鲜荔枝惊天运费的对话，那是小说的情绪爆发点，李善德抱着为民请命为国尽忠的决心，代读者拼死一问。

李善德终究落得全家发配岭南的结局，这对他何尝不是一种解脱？如果当初昧着良心继续当荔枝使，应该早赚得脑满肠肥；但谁又能料测，安史之乱爆发之际，他的末日又埋伏在何处？

马伯庸的历史小说有着关于市井官场绵密生动的描述，有着猎豹般奔跑追逐的速度动感，有着对天下苍生的悲悯共情。在我看来，此文对历史的观察、对民生的体恤，几近蒲松龄千古名篇《促织》之神韵。且相较成名自始至终的委屈和懦弱，李善德实在是进步巨大，而这也是时光带给马伯庸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