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文本意识并不只是体现在评论的对象方面，它更在于是否具有深入细致的文本分析方法和能力，以及是否具有文学批评自身的文本美。因为文学批评既是对文学作品的评论，自身也应该具有文学审美的品质。陈若谷的文本解读视野虽然不局限于（甚至主要不在）审美层面，但对文本内在的特征，特别是作品与作家、时代之间的复杂关系，却把握得非常准确、细致，体现出非常强烈的文本自觉和深入的文本分析能力。如《远行与回归——“局外人”的文学生成和普玄的写作》一文就有对文本特别细致深入的剖析。它致力于探寻和挖掘作品主旨与时代之间的内在关联性，并从大量细节出发，对作品中的人性表达进行了入微的梳理，是良好文本感悟和文本细读的充分体现。同样，虽然陈若谷文章具有较强理论色彩，其文字表达也较突出表现为逻辑的严谨和言辞的准确，但并不能掩盖其简洁流畅和细致生动的特点。其部分评论文章，也展现出陈若谷良好的文字表达能力。如《重塑现代自我的精神向度——读徐兆寿长篇小说〈鸠摩罗什〉》《从小镇到火星：阿乙的时空游牧》，都有很优美的文笔。
其次是比较方法和比较意识。陈若谷的比较意识运用非常广泛。比如她善于将研究对象与同一时空或异质时空的同类作品进行比较。如《“再造”医者——“十七年”医疗叙事的科学权力、地方经验和动员结构》，将创作于1950年代的曹禺《明朗的天》《枯木逢春》与1940年代的夏衍《法西斯细菌》进行比较，努力发现不同时代背景下作家和作品的差异性，挖掘这种差异性的由来，并做出自己的价值判断。如在讨论疾病问题时，将同样创作于1940年代的曹禺《蜕变》、丁玲《在医院中》、巴金《第四病室》三部作品进行平行比较，也就是寻找同一时代作家创作和表现的不同之处。再如对作家作品的评论，陈若谷也具有强烈的整体比较意识，也就是说，她在讨论某部作品时，绝不是孤立地来看待它，而是将它与这位作家的整体创作进行密切关联，予以对比性参照。如在评论徐兆寿的《鸠摩罗什》时，她既将这部作品与现代文学时期施蛰存的同名小说做一定程度上的照应，还将其与历史记载中的鸠摩罗什故事相比较，同时又将作品置于徐兆寿的整体创作中考察，将其与《荒原问道》等作品进行比较。在这多层次的比较中，既涉及宗教、文化问题，更关涉美学、风格问题，是典型的知人论世批评。这样的比较批评，虽然不一定都涉及历史内容，但它们都是以历史为前提，其中更蕴含了强烈的历史审视意识，从而赋予了陈若谷文学批评较为宽阔的历史视野，呈现出突出的历史感。
最后是真诚的批评态度。在阅读陈若谷文学批评文章时，可以深刻感受到她态度的真诚。一方面，她总是努力将批评对象置于其具体时代背景中，历史地进行考察。这一点几乎体现在她所有的文学批评文章中。如此，她对批评对象的评判就很少贸然的断论和简单的判断，而是尽可能客观展现事物面貌，以同情和理解的态度来看待批评对象，并力图客观全面地展示其价值和缺点。在这个一切都追求新奇，以标新立异为目标，“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年代，客观和全面的评价很容易被人视作平庸和落伍。所以，陈若谷的这一特点不只在年轻一代批评家中显得突出，即使是放在更大范围来看，也颇为醒目。但其实，这是一个优秀学者非常重要的品格，也是优秀文学批评的重要前提。另一方面，陈若谷批评态度的真诚还表现为认真写作的态度和宽厚的批评风格。陈若谷的文学批评有个特点，就是每篇文章都写得非常认真，没有粗制滥造的应付之作。当前科研环境特别追求“效率”，在这种环境下，陈若谷的认真更显可贵，也显示她为人的执着和真诚。陈若谷文学批评较少尖锐的否定性批评，这充分体现她为人的宽厚。但这并不意味着她没有批判态度。细致阅读她的文章，在一些委婉含蓄的表达背后，其实蕴含着她的批判性评判，只是它们的表达比较曲折和隐晦而已。与之相关联，她也很少对作家进行较明确褒扬，更无言过其实的赞誉。这是文学批评家值得珍惜的重要品格。
群体特征和个人色彩往往会存在某些龃龉。就陈若谷文学批评文章而言，一定程度上也存在融合和补充上的不足。如有些文章的可读性比较弱，文学自身的关注也较少。在理论问题与文学史的关联上，一些文章也还不够突出，未能充分结合中国文学的发展历史来考察，赋予理论问题以更深广的文学史意义。
当然，陈若谷也有多篇优秀论文，将群体特征和个人特色进行深度结合，兼具二者之优越性，取得了非常突出的效果。比如《“中医科学不科学”？——1950年代医药叙述中的科学与传统之辨》，其论述不是站在现代与传统对立和选择的基础上来做简单的表态，而是充分洞悉其内在复杂性，特别是与民族国家意识之间的密切关联。正因如此，她将中医的兴衰与民族国家之间关系的剖析丝毫不显牵强，而是很有说服力，非常让人信服：“中医并非一个中国传统内部的问题。传统医学与中国人相处千年，何曾有过一个让自己相形见绌的他者？先进知识分子来到了世界的门槛边，面临着全球性的制度变动，民族、国家这些概念彰显时，才有了中医/国医、西医/现代医之区分。当论证中医不科学的时候，胜利的必然是现代中国，封建中国落荒而逃；当论证‘中医可以是科学’的时候，当代中国就真的在世界中了。”《构造未来：从思想实验到知识转型——陈楸帆科幻小说读札》也是如此。这是对陈楸帆科幻小说解读得非常深入的文章，准确抓住了其创作转型的内在特征，即从“思想实验到知识转型”的特点，同时将陈楸帆科幻小说置于当代科幻小说整体中，充分联系社会文化环境，讨论这一转型的多种原因，并对这一转型的价值和不足进行深入探究，还思索了科幻小说未来发展的前景问题。可以说将理论思辨、跨文化环境与文本基础进行了高度融合，是具有现代气质的文学批评论文。
《中国科幻文学的审美经验和美学价值》也是如此。中国当代科幻文学数量庞大，也有多种不同的创作路向，而作为一种与科学、未来有着密切关联的文体，科幻文学本身的内涵丰富，审美特征也与传统文学存在较大差异。要对中国当代科幻文学审美经验和价值进行整体概括，是一个具有相当难度的选题。但正如该文的自我表述：“结合中国科幻文学的历史和文化语境变迁，整体考量中国科幻美学话语中相互关联的四个问题，即认知陌生化的情感逻辑、技术美学发展的具身性、真实性原则和科普范式，以及审美判断导向的道德判断等问题，思考中国科幻文学以何种方式突破既有美学实践的瓶颈，以此洞察中国科幻审美经验的来源，深化对审美范式的认知，并实现对审美表达的突破。”文章以清晰的思路，全面细致地分析了当代科幻文学的基本路径，更对重要作家作品进行了典型性的细致讨论，与此同时，文章在对科幻文学中科学内涵深度辨析的基础上，对科幻文学的审美特征做出了具有学理性的价值判断。因此，文章的最终结论既突出了中国科幻文学的独特品质，也将重心落实到审美这一核心问题上：“中国科幻虽然同样分享了世界科幻的基本议题，但其处理方式有着很现实的历史发展依据，如对真实性原则的把握；又如对道德文明的探索，也有着丰富的中国本土文化的特色。总而言之，作为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的组成部分，中国科幻贡献了独特的审美经验。”
作为一个青年学者，未来发展的方向至关重要。对于陈若谷来说，虽然她的文学批评才起步不久，也已经取得了颇为突出的成绩，发展势头非常好。但从更高的要求上说，或者说基于更高的期待，我还是觉得她需要进一步补充和完善自己，也就是更好地突出优势，弥补弱点，让自己的个性特征表现得更显著和更卓越，从而从同代批评家中脱颖而出。从这个角度出发，我想对她未来文学批评发展提出几点期待：
首先，未来意识与文学主体意识的平衡。
毫无疑问，对于一个现代人来说，未来意识非常重要。作为年轻一代人，他们所面临的未来社会发展会更快，变化会更大。对这些发展和变化，任何人都无法回避，只能理性客观地予以面对。所以，我一直认为科幻文学是一种非常值得关注的、前景广阔的未来性文体。因为随着科学的发展，科学与人类未来的关系会更密切，与科学紧密联系的科幻文学必然成为文学的中心。然而，具有未来意识并不意味着丧失文学的主体性。相反，我以为，越是科学发达的时代，文学更应该有自己的坚持。文学如何坚持自我当然包括多个方面，我以为最重要的是这两方面：一是人文精神。任何时代的文化都不应该成为科学的奴仆，作为人文精神体现者之一的文学也始终应该对科学起到监督和警醒之力，防止其突破正常的人文伦理，从而将人类陷入自我毁灭之途。二是审美性。近年来的文化批判重点关注文学与社会、政治等方面的关系，将文学审美视为可有可无的边缘特征。这种观点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我始终认为审美是文学最基本的本质特征。如果丧失了审美，也就无所谓文学，无所谓文学批评了。
其次，现代意识与传统意识的统一。
应该说，陈若谷他们这一代的现代意识很强烈。科学高速发展的时代赋予了他们最基本的现代素质，开放的文化背景也让他们对现代文化有更多了解和认同感。这当然非常有意义。然而，相比之下，他们对传统文学的了解也是比较薄弱的。这种薄弱并非他们这一代人的单独缺失，而是跨越几代人的一种集体匮乏。简单说，我们这个时代的几乎所有人，可能会存在“批判传统”或“认同传统”的不同态度，但都普遍性不了解究竟什么是传统文化和传统文学的深刻内涵，以及究竟有什么优缺点。虽然这一匮乏的责任更多应该由历史来承担，但它所带来的后果却是所有人都要承受。陈若谷这一代人所接受的传统文化和文学教育比前人要更系统，传统文学和文化素养也要更好一些，但是，大的文化背景让他们的兴趣和目标更明确地指向现代，所以，他们的传统文化素养并不优于前人。
对于一名当代文学批评者来说，传统意识不可或缺。因为文学不是普通的社会文化，其价值不是简单的与时俱进，而是完全可能呈现不对称状态。比如几千年之前的《诗经》《离骚》的文学价值绝不逊色于现代文学作品，曹雪芹、莎士比亚的光芒可以超越悠远的时空。所以，借鉴、吸收民族文学传统的优秀部分，创造性地展示出民族文学和文化的个性特点，是当今文学评论家的重要使命之一。这一点，对于肩负着未来数十年文学使命的青年批评家来说尤为重要。当然，我强调传统意识绝不是保守封闭，而是希望真正洞察传统文化的优劣，予以科学扬弃，使其实现现代的转化与融合。所以，最重要的是寻求现代意识与传统意识的统一，而不是割裂。
最后，克服影响的焦虑。
任何一代学者都需要建立起自己的独特性，也都会感受到对前辈学者的“影响的焦虑”。这种焦虑的释放往往通过拒绝和反叛的方式体现。这确实有其合理性。如果没有反叛就不会有创新，更难以有发展。一方面，我特别期待陈若谷他们这一代（当然也包括更年轻的未来无数代）能够超越前人，特别是克服当前文学批评存在的缺陷。比如已经为许多人诟病、正严重损害文学批评形象的商业批评和人情批评。另一方面，对待学界前人也需要注意客观的评价与适当的继承。也就是要客观认识前人的优缺点，在批判性继承基础上建立起自我主体性。事实上，客观看待前人也是克服“影响的焦虑”的重要方式之一，也是独立性建立的重要前提。
值得提出的是，以上三方面的期待绝不只是针对陈若谷个人，也不只是针对他们这一代人，而是也针对我自己。这是我为什么将这篇文章的标题命名为“对话”而不是“期待”的原因。因为我觉得，上述的三个方面，我自己的匮乏同样突出，某些方面甚至甚于陈若谷他们这一代人。包括在建立自我主体性方面，我们这一代人同样需要加强。我所在的所谓“60后”一代学者多已年届六旬，但如何建立起这一代人的独立价值观，树立独立的学术形象，还有广阔的努力空间。无论是我们“60后”还是陈若谷他们“90后”，文学批评的高度都没有止境，任重而道远。以上既是对话，也是自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