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外国文学，要追求“名家名作名社名译”。然而，如今人工智能翻译的输出质量不仅大幅超越谷歌翻译，甚至也超过了一众吃力不讨好的从业者。那么，人类译者不可替代的核心是什么呢？近日，精通德语、挪威语、法语与荷兰语的美国翻译家达米安·瑟尔斯（Damion Searls）在他的《翻译的哲学》（耶鲁大学出版社，2024）中回答了这个问题。

这部著作不是为应对人工智能所作，瑟尔斯是带着译者的使命来鸟瞰这个行当。相较作者而言，译者总是备受冷落的，通常只有在犯错的时候才能刷到“存在感”。虽然历史上确有个别译者青史留名——奥维德的译者亚瑟·戈尔丁、荷马史诗的蒲柏译本、普鲁斯特的蒙克里夫译本……但正如劳伦斯·韦努蒂的名作《译者的隐身》（1995）书名所示，翻译都是“深藏功与名”的。

拉丁语是西方首次大规模译入的语言，其中表达翻译之意的是将文本“翻转”（vertere），或“逐字再现”（verbum pro verbo reddere）。文艺复兴时期，翻译观开始转变，要求译者在新语言中重现“内容与形式、躯体与灵魂”，使翻译从知识工具升华为文学艺术。18世纪末，德国浪漫派更是视语言为“人类塑造自身与世界的媒介”，坚信语言“与创作者的身心密不可分”。翻译的现代困境正源于此——它成了对深植于独特文化肌理之人的话语进行转化的复杂操作。

这种观念让译者压力倍增，瑟尔斯则不以为然。他不否认语言对思维的塑造力，但觉得不同语言人群的差异远不如德国浪漫主义语言观所暗示的那般悬殊，阅读与翻译当然也不应受其阻碍。瑟尔斯说，像译者一样阅读意味着竭尽所能摒弃异域化思维，也因此是一种文学立场：要仔细阅读、相信自己的判断与诠释，然后“决定何为重要、何为次要，再重构认为重要的部分”。他承认差异，但更强调共鸣。他当然也不认同翻译最为人熟知的意象“渡桥者”了：“与其预设两个割裂的语境，不如将译者视为多元共同体中的成员——他们阅读某种语言的文本，继而生成另一种语言的文本。”

因此，翻译不是对文本的改造或映射，而是召唤读者对文本的体验。但实际操作中分寸往往很难把握。译者该预设读者具备多少文化素养呢？“Goulash（匈牙利炖肉）”要译作“辣椒炖肉汤”吗？普鲁斯特的作品要译成多长的句子才能既保留其风格又不显得奇怪？方言、荤段子怎么处理？德语的三重复合词，或是传说中的爱斯基摩语第四十九种“雪”的称谓，又该如何翻译？

在同义词使用这章，瑟尔斯通过对比艾米丽·威尔逊充满变化的《奥德赛》新译，和玛丽安·施瓦茨坚持原样翻译重复用词的《安娜·卡列尼娜》新译，指出：译者翻译的不是语言中的词汇，而是语言的使用方式。所谓“使用方式”，实则是情感、语境与言外之意的混合体，是一种高度直觉化的行为。重复用词也好，变换表达也好，都是语言的使用方式。

瑟尔斯借法国哲学家梅洛-庞蒂的术语，提出翻译的“现象学”。在现象学看来，心智与世界没有界限。瑟尔斯用椅子作比喻。当你看见椅子时，并非“直面‘感觉材料’，再由大脑超级计算机处理”，你只是看到了“一个可坐的位置”。将椅子认知为可供就座的物件，瑟尔斯称之为“可供性”，这个概念借自二战期间研究战斗机飞行员如何感知环境的美国心理学家詹姆斯·J.吉布森。

这种感知方式打破了自我与世界的界限：没有感知者将椅子视为就座场所，椅子的本质便不复存在；椅子本身就是“可供就座”的具象化体现。

对瑟尔斯而言，翻译具有现象学特质：阅读是一种感知方式，文本犹如一个世界。字词短语在读者眼前次第展现其可供性。翻译者并非逐字对应的词典中介，而是穿越文本世界的解读者，重新开辟一条路径。他将译者的文本探索比作人类感知世界的方式。而译者对原著的阅读体验，也经由转化赋予了新读者。无怪他在新著开篇说，其实翻译与其他写作形式差不多，是“以译者身份写作”。

所有关于翻译究竟是“反映”还是“转化”原作的哲学讨论都可休矣——瑟尔斯说梅洛-庞蒂认为世界既非通过经验发现亦非创造而来，世界是被揭示、被显影而来的。瑟尔斯认为翻译也是如此，是如同冲洗底片般“显影”原作。

瑟尔斯译介过公认的文豪（黑塞、里尔克）、理应更广为人知的作家（巴赫曼、乌格雷西奇），以及两位新晋诺奖得主（福瑟与莫迪亚诺）。他的六十几本译作纵贯不同时代与文体，包括维特根斯坦那部以艰涩著称的《逻辑哲学论》。评论认为，“他也许是世上唯一一位能以‘翻译的哲学’为名写一本书，并受到翻译理论家和实践者认真对待的译者。”

至此可见，人工智能与其说颠覆了游戏规则，不如说放大了既有的翻译本质：好的翻译与好的创作同样需要丰富的人生阅历与独特个性支撑。这个时代不可被替代的文学翻译，一定是来自更专注于呈现自己对小说、散文或诗歌的独特体验的译者，他信任自己的选择，而非抹去自己的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