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元末江浙地区的文化，不能不说到两个人物，一个是大诗人杨维祯，一个是从富商到文人、又是文艺赞助者的顾瑛。这两个人又因为顾瑛所构筑的私家园林“玉山草堂”而紧紧连在了一起。
顾瑛，字仲瑛，又名阿瑛，别号金粟道人，从小生于官宦之家，祖父任职元廷时，定居江苏的昆山界溪。因为统治者对商业和贸易的重视，元朝的士风发生了一些变化，最突出的是不再视商贾为恶俗。顾瑛得风气之先，十六岁时就在商海中搏击，不到十年，顾瑛再回昆山时，已一跃成为苏州地区屈指可数的巨富之一。
成为巨富后的顾瑛开始了人生中新的重要选择：一是脱离商界，将产业交给儿子打理，自己则潜修文艺；二是在昆山构筑玉山草堂，草堂内不仅有园池亭榭之胜，更有主人耗费大量财力搜集来的古书名画、鼎彝珍玩，从而使这个草堂成为文人最理想的游赏休憩之所。此后数年间，顾瑛依仗其雄厚财力，广邀天下名士，日夜在玉山草堂与宾客置酒高会、啸傲山林，以文采风流著称于东南。“玉山雅集”遂成为中国文化史上一个十分显赫的符号。
据统计，“玉山雅集”前后约有一百四十余位文化人参加，诗人、古文家、学者、书画家众角齐备，另外还有助兴的乐师和歌伎、舞姬，真是高朋满座，胜流如云，其规模之宏大、内容之丰富实为空前，以致“四方之能为文辞者，凡过苏必之焉”。他们或饮酒赋诗，或品鉴古玩，或挥毫泼墨，或清谈名理，或寄情山水，或观赏歌舞，无不尽兴而罢，可谓极世俗人生之乐事。
参加“玉山雅集”的名士中，就有像诗人杨维祯、画家倪云林等这样的一代文化巨子。杨维桢在玉山草堂所做的最腾播人口也最让人诟病的一件事是所谓“妓鞋侑酒 ”。当年，这个大才子到底是将酒杯置于妓鞋中，还是直接以妓鞋盛酒，据说曾引来好事者津津有味的考证，其实在我看来，这个惊世骇俗的动作更像一个行为艺术，他具体是怎么做的一点儿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行为艺术的表演者要借此表示他自己乃至整个江浙文人对僵硬礼法的蔑视，张扬一种新的价值。什么样的新价值呢？一言以蔽之，就是对人性的包容和尊重。在杨维祯们看来，普通人那些世俗的欲望实在没什么可耻的。我们看到，过去被文人鄙视的市井生活，尤其是行商坐贾的逐利生涯，在文人笔下第一次显得那么明丽和健康，昔日总要以“发乎情止乎礼”来规范的男女情爱，也开始回到人性的常轨。“为郎歌舞为郎死，不惜真珠成斗量”，杨维祯笔下的少女，已不再是娇弱的病态，而更具粗豪、本真之美；“郎去愁风水，郎归惜岁华。吴船如屋里，南北共浮家”，诗中商人之妇流露出的对丈夫真挚的情感，还需要如白居易那样的文人去格外恩赐和怜悯吗？旧文人门槛很高，可是在杨维桢这里，却没有各种身份的限制，他遍交各个阶层的人士，和他诗文唱和的，有制笔者，甚至还有替人理发的手艺人，他所编的一部诗集中，某位商贩的作品居然赫然在目。缺乏新的价值观的支撑，没有对世俗生活的热爱，文人就会永远自以为高人一等。
商人地位的提升也是元末江南文化中值得注意的一个特点。商人被贬抑的社会不能称作正常，崛起的商人阶层如果缺乏对文化的热情，不准备使自己获得除金钱以外的尊重，也是一个不健全的社会。而元末富商们，他们几乎都有一个共同的追求，即急欲使自己获得一种文化的认同。他们不仅舍得为“附庸风雅”而大把花银子，更迫切希望使自己和整个家族真正风雅起来。于是，在元末江浙地区，由富商主持的如顾瑛“玉山雅集”一般，纯粹私人性质的“文艺沙龙”一时蔚为大观，文人们在这里被待为上宾，商人们也从文化上获得了极大的提升，中国历史上难得的士、商良性互动的一幕，终于在元末的江南上演了。
而像这样一个“文化的江南”，却是从乡野里崛起的朱元璋所无法理解的。他心目中的理想社会，就是民风淳朴、士农工商按儒家传统规定的秩序各安其位的小农社会。而商业文明发展以后必然带来的社会流动性的加大，又使这个新天子深深恐惧和仇视，他认为这是不利于其控制的。因此，他既要从经济上压榨江南，力图铲除这一地区由于工商业而带来的社会富庶与奢华，同时，作为文化的江南也是他要竭力扼杀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