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冬苓对作品改编见解深刻。她认为，原著只是素材。过去部分经典文学改编不成功，原因在于过于忠实原著，没有意识到改编是一个再创造的过程。
编剧不能亦步亦趋地跟在原著后面，而应在改编过程中发挥自身的创作主动性，融入个人的理解和创意，让改编作品拥有独立的生命力。
赵冬苓在接到改编任务时，所面临的首个难题，恰似企业遭遇原材料无法满足生产需求，不得不重新探寻与构建“可用资源”。
赵冬苓的老家位于山东济宁，那是运河边上的大码头。年少时，她急切地渴望摆脱家乡熟人社会的生活模式。15岁那年，她来到大城市——济南，自此从熟人社会迈入陌生人社会，这一转变迫使她迅速成长与独立。
然而，随着年龄渐长、阅历渐丰，赵冬苓发现，曾经一心想要抛弃的家乡传统，实则蕴含着诸多美好。就拿最细微的邻里关系来说，它早已如同血液一般，融入她的生命，难以割舍。
剧中人物谢望和
赵冬苓深知，剧中所有孩子在成长过程中，都存在“出走”与“回归”的经历。这种普遍存在的文化心理，正是年代剧吸引观众的关键所在。
文化母体堪称内容创作的肥沃土壤，而“出走与回归”的心理模式便深深扎根其中。从古至今，“出走与回归”这一叙事模式始终贯穿于中国文化传统叙事之中。当然，它并非一成不变的单一模式，而是在不同时代、不同文学作品中呈现出多样化的发展态势。
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里，部分文人出仕为官，这无疑是一种“出走”；而告老还乡、回归故里，则是“回归”。
到了近现代，随着社会变革的加剧，这种叙事愈发常见。
此时的“出走”，是对旧有社会秩序、封建礼教的有力反抗；而“回归”时，却惊觉故乡早已物是人非，这般“回归”满含无奈与反思，淋漓尽致地展现出社会变迁对个体的巨大冲击。这一时期，“出走与回归”的叙事承载着对民族命运、社会变革的深刻思考，与时代紧密相连。
步入当代文化，“出走与回归”已然成为一种常见的叙事模式，与个人成长、文化认同紧密交织。
电视剧《北上》中花街少年的经历便是典型。他们在成长过程中，渴望挣脱家乡传统生活的束缚，奔赴大城市闯荡，这便是“出走”；随着年龄增长，闯荡受挫，他们逐渐意识到传统文化是自身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从而选择“回归”。
在具体的情节设计上，赵冬苓以2000年京沪高速通车作为故事的起点，随后倒推设计故事，重点聚焦90年代一批人的成长。
剧中人物夏凤华和谢望和一吻定情
她之所以选择这个时间节点，是因为故事的终点要延伸至当代。而京沪高速通车可作为一个极具代表性的文化符号，尽管运河的衰落时间实际上更早，但从这一节点开启创作，能够在有限的故事跨度内，更为精准地展现人物的成长历程与时代的变迁轨迹。
这种调整，恰似企业依据市场需求对产品定位进行优化，是在有限创作资源下，对叙事框架的精心打磨。
在人物设计方面，赵冬苓同样煞费苦心。原著中有邵星池、谢望和周海阔三人，在此基础上，她增添了马思艺这一角色。起初，她本打算围绕三个男孩与马思艺展开故事，但考虑到马思艺的形象难以成为观众心目中的女一号，于是又新创出夏凤华这一角色，同时加入陈睿，最终构建起六户人家的故事架构。
赵冬苓坦言，创作《北上》时，自己的野心较大。倘若只写三户人家，创作难度会小很多。然而，她希望迎接挑战，最终选择写成六户人家。这无疑增加了观众认清18个人物的难度，对她自身的创作，以及观众的理解都构成了不小的挑战。
